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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政府把國內貨幣的穩定看作是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之一，所以德國的股票債券等金融市場一直維持著一個穩定而緩慢增長的狀態，這對今年剛剛經歷了股市大崩盤的中國來說別有意義。

我們能向德國經濟學些什么

　　中國人可以想象的德國工業畫面會是怎樣呢？干凈明亮的工廠里，巨大的數控機床在靈活而優雅地飛舞，寶馬[微博]與奔馳的概念性跑車在流水線上一臺臺流過，工人們在寬敞舒適的操作間里，喝著咖啡按幾個按鈕就完成了工作。

　　對于大部分經濟體來說，德國工業一直是優良的代名詞，德國高技術創新的工業發展，穩定的工業布局，成熟的勞工體系，長久以來被各國視為學習的好榜樣。

　　然而，德國也曾出現過新自由主義和社會市場經濟的大論戰，東西德合并以后的陣痛，以及科爾，施羅德，默克爾三任政府的辛苦經營，才重新使得統一后的德國成為了歐洲乃至世界的經濟巨擘，鑄就了這個仿佛來自未來的工業帝國。

　　在的工業化國家中，德國的發展模式可謂獨樹一幟。與眾多工業國家出現的工業空心化趨勢不同，德國工業自始至終都是其國民經濟的基本支柱，其第二產業占GDP的比重逐年上漲，出口值占GDP的比值在2012年達到了41.1%。

　　長期以來，德國政府都在德國的經濟發展中起到了比其他工業化國家更為重要的作用，從社會市場經濟到《穩定增長法》，德國選擇了一條帶有社會色彩的市場經濟之路，在維護德國國內市場保持競爭平等與自由的前提下，政府積極參與調控與推動發展。與其他西方工業國的“中立型"的小政府比較，德國政府更像是“秩序型"的強政府。社會市場經濟相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差了主義二字，

　　在“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路德維希·艾哈德的描述中，它強調在維持市場競爭自由的前提下，更注重對社會公平的維護，更注重合作精神的體現。德國對待社會福利的態度也不同于歐洲其他的高福利國家，政府注重維護社會公平，不僅僅是在保護人民的福利待遇方面單純加大支出，而是從各個方面制定完備的保護體制來維護居民的權益，比如在企業遭遇經濟危機時，減少工時帶給工人的工資損失中，聯邦政府會承擔60%，既保護了企業在艱難時期的生存能力，又維護了工人的利益。

　　德國政府對福利機制的認識相當清醒，當初深陷經濟危機，德國果斷地削減了福利開支，提高了退休年限，并在歐債危機中呼吁并領導歐洲眾國一同通過削減福利開支分擔政府財政負擔。

　　德國一直秉持著適度刺激經濟的施政策略，比如在08年后的復蘇期中，相比美國5770億歐元，中國4300億歐元刺激計劃，德國并沒有投入大量財政資金，09年10年兩年一共才支出了800億歐元，結果是，美元急劇貶值，中國物價快速上漲，歐洲小國政府陷入債務危機。把握好國家干預的分寸和尺度，相信政府的作用是必要的，但絕不迷信，這是社會市場經濟的精髓所在。

　　講到德國戰后的高速發展之路，有很多非常值得中國學習借鑒。*是穩健的財政、金融及房地產政策。德國的稅收中個人所得稅占比27%，遠遠低于美國的36%，而更多的來源于流轉稅。流轉稅不僅相對容易征收，而且相比于所得稅受經濟周期的影響更小，這為德國政府提供了穩健的財政收入，為德國應對一輪又一輪的經濟衰退浪潮提供了穩定的支持。而提高環境稅能源稅等又能從另一方面提升國內工業的環境友好轉型，促進環保。

　　地方與中央的財政方面，窮富州之間能夠直接進行轉移支付，不經過中央。而在金融方面，德國政府的審查極其嚴格，力求保證國內金融體系的穩定。德國在20世紀曾經經歷了兩次嚴重的大貶值，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破壞，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德國政府把國內貨幣的穩定看作是保障人民生活和基本權利之一，所以德國的股票債券等金融市場一直維持著一個穩定而緩慢增長的狀態，這對今年剛剛經歷了股市大崩盤的中國來說別有意義。

　　在房地產方面的經驗對中國也很有參照意義。相比于中國的房價飛速上漲，德國的房地產市場是出了名的穩定，甚至房價是下降的，從1975年到2011年，德國的房價去除通貨膨脹下降了22%，秘訣就在于政府的積極調控，通過互助銀行和補貼支持，德國政府一方面鼓勵租房，另一方面則抑制投機，把房子從投資產品還原成本來的消費品，穩健的房產市場，成為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穩定機制。

　　第二點我們可以借鑒的，就是政府在產業推動中所發揮的作用。《穩定與增長法》是20世紀50年代艾哈德創造奇跡時代的制勝法寶，這不僅是艾哈德個人的成功，也是社會市場經濟理論的成功。1967年6月8日聯邦議院通過了該法案，其精髓是凱恩斯主義色彩的“總體調節"理念：政府不再擔任“家庭好父親"的角色，在困難時期節約，景氣的時候大方，這種順應周期的方式可能在危機時加劇危機，景氣時造成經濟過熱。

　　相反，該法案采取了逆周期而行的方式，在危機時加大財政支出，降低稅率刺激消費，而在景氣的時候通過提高稅收降低需求防止過熱。這一法案還明確提出了宏觀經濟的四大目標，也就是“魔力四角"：價格穩定，充分就業，外貿平衡和適度經濟增長。

　　適度和均衡是核心思想，這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又是別有意義，我們維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10%的高增長背后則是整個格局和社會的險象叢生，問題頻出。在新常態的提出與維穩的大局下，這個魔力四角在中國的應用，將比以往的高增長時期更能決定前途的命運。

　　另一個需要我們注意的就是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所占有的地位，除了指揮者與*，還是部分基礎領域的積極的參與者，德國的科研有20%由大學承擔，60%則是由企業完成。比如工業4.0的提出主要由德國科學-產業經濟研究聯盟提出，它由來自企業、大學、研究機構的28名成員構成，可見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方面很大比重上依賴以研究見長的科研機構和實踐豐富的企業界人士，而不是濫用自己強大的中央調控能力，違背企業和經濟發展規律，固執己見盲目制定政策。

　　德國的產學研結合做的相當好，職業教育的學生在畢業前必須到企業實習三年，政府決策機構與企業界人士和學界人士保持著頻繁密切的溝通。如果中國真的想實現制造業的跨階段發展，實現工業化信息化的深度融合，大批高質量高素質的工人*。

　　可如今中國的教育風氣仍然以大學為*出人頭地的途徑，把進入職教體系的學生看作低人一等，政府的鼓勵與發展政策也推動緩慢，固有思維和高等教育體系都對職業教育的發展造成了極大的阻力，的人才統統跑到大學里，畢業后又找不到足夠多對口的工作，而相反，中國的制造業急需轉型階段所必需的高技術職業人才，這一多一少的矛盾解決不了，中國2025的實現，30年工業跨越式的發展，兩化的深度融合，將都只是停留紙面的鏡花水月，哪怕理論再好，道路再對，缺少的執行者，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德國的高中應屆畢業生中，只有20%的比例進入了大學繼續深造，大部分的畢業生都進入了職業發展路途，為德國企業的發展提供了*的支持。

　　第三點中國需要注意的，就是企業的培養。德國的國家政策各個方面，究其核心思想，是平痕與穩定，一切以平穩發展為主。在德國國內的百年老店比比皆是，雖然有一系列例如西門子，寶馬，奔馳，博世這樣的大企業，但是德國的制造業產業結構中，還是以大量人數少于500人的中小企業為主，其比例占到了90%。

　　德國中小企業的特點是規模小，技術窄而精，在國內有著相當穩定的供貨渠道，整個德國的工業體系就像一副巨大的人體結構，組織嚴密，血管與肌肉銜接緊密，各有所長，專攻一項或幾項，如果德國戰車想要繼續前進，就必須保證內部的穩定與平衡，把數千家制造企業構成的復雜和完備的供應鏈看作整體共同維護并推進。

　　德國對本國的家族企業維護周到，在遺產稅高達70%的情況下，如果由家族后人承諾至少運營企業超過10年，遺產稅只會象征性地收一點。而對于中國國內的企業生存環境，更像美國一樣，更加無序而充滿激烈甚至殘酷的競爭，因此中美難以像德國一樣堅持穩定的策略，我們缺少這樣的產業基礎和土壤，必須讓的企業個體經歷競爭的洗禮脫穎而出。

　　值得我們思考的是如何取德國所長，為我們的企業生長提供一個更適合競爭生存的環境，包括法制的完善，政策的扶持，對有影響力的企業給予一定的保護，產學研的結合和政府的積極有效且有序的參與。

　　在美日中等國家的步步緊逼之下，德國選擇了工業4.0作為未來的涅槃之路?？瓷先?，這條道路光鮮又靚麗，但深究一下，我們也可以發現其中的無奈。08年的金融大海嘯刮遍以后，奧巴馬政府發布了再工業化的戰略，要逐步把美國空心化的制造業再次恢復。

　　這次回歸也不是簡單的重來一遍，而是結合了互聯網的高水平制造業再創造，這對以高精尖制造業維持國運的德國來說挑戰巨大，同時，中國制造業等*對老牌工業國造成相當大的沖擊和影響。

　　可謂真是前有強將圍堵，后有追兵在途，這些zui終促使德國一些有遠見的學者和企業家出臺了這份一只腳跨入未來時代的工業建設戰略方案。在*工業體系建設角逐的賽場上，中美德的各有優劣。

　　中國勝在體量，作為*工業部門和類別齊全的工業國，國內市場龐大，海外擴張迅猛，強勁的生產力維持了占GDP比20%的出口份額，但是大部分工業停留在2.0甚至1.0時代，大量的代工工廠與低端制造業嚴重依賴人工成本優勢，盈利能力和創新能力很低，技術缺乏，工業人才缺乏，環境壓力相較德美更大；而美國勝在軟件行業，包括一系列以互聯網起家的優良技術企業，包括guge和蘋果等，這一代企業憑借互聯網發展形成了龐大的體量。

　　軟件的優勢還體現在互聯網上，大數據的應用在4.0時代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美國有著廣闊的海內外市場可以用于數據采集及分析，而且有大批優良的大數據公司，但美國的劣勢恰恰如其優勢，國土龐大，市場廣闊，地方與聯邦很難協調統一，政府導向作用有限，大家都在各做各的，缺少像德國一樣從上至下，政商產學研同心協力貫徹發展政策的統一性；

　　工業4.0強調合縱連橫，縱向聯結，橫向聯結，端對端聯結，這套系統構建的不是一兩個企業，而是從地區甚至全國的工業布局著手，它的真正力量只有當大部分提供配件的中小企業都被涵蓋進這套4.0體系后，才能夠真正得以發揮，而這正是德國的優勢所在。

　　德國作為傳統的工業大國，工業強國，在硬件制造，包括嵌入設備，機床，汽車，重工，嵌入設備的研發和制造上可以說傲視，無論從體量還是質量上，都有著強大的統治能力，在大部分中小企業都已經跨入3.0時代的基礎上，如果能夠調動全國之力協調參與，4.0并不是非常遙遠的未來；

　　但德國的劣勢之一就是只硬不軟，硬件完備齊全，然而核心的軟件往往要依靠別人；這與整個歐洲與美國的企業文化差距還是有關的，歐洲的大量百年企業雖然讓歐洲的經濟長期處于比較穩定的發展階段，但是也造成了扼殺創新和大膽的創業環境的氛圍，歐洲的互聯網公司活下來且取得成功的真是少之又少，在互聯網時代，美國人將歐洲遠遠地甩在了身后；

　　簡單統計一下創新型公司成立的時間，在美國，22%這類公司成立于1965年以后，56%成立于1925年以前，在歐洲，只有2%成立于1975年以后，86%成立于1925年以前，在美國，每年約有200億美元的投資活躍在市場上，而在歐洲，這個數字僅有40億。

　　第二個劣勢則是基礎建設上，互聯網連接緩慢是zui大的劣勢之一：瑞士境內與韓國境內互聯網連接使用的高速寬帶技術分別占比91%和94%，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國、法國和意大利的高速寬帶覆蓋率僅分別為75%、69%和57%，歐洲如果想提高基建的現代化水平，所需的總投入至少要1萬億歐元。要做到這一點，歐洲需要形成一個真正的泛歐洲基建市場。目前的歐洲基建市場極其碎片化，尤其與美國相比，歐洲現在有55個移動通信網絡公司，而美國只有五個。

　　第三則是教育與研發方面，歐洲總體落后于美國，從勞動力成本上來說，歐洲的競爭力相比亞洲地區很低，只能繼續鞏固自己在知識密集型產業中的地位。目前歐洲的研發投入仍只占GDP的1.9%，比美國要低1個百分點，比日本則低1.6個。此外，歐洲僅有17%的大學及以上的學生學習這些專業，韓國則有29%，而中國則有31%，雖然德國的職業教育的確做的非常好，但是如此低比例的大學生的確對新技術新思想的研發造成了一定的阻礙。

　　簡而言之，德國只有在鼓勵創新，軟件研發，基礎建設面獲得突破性進展，工業4.0才能夠真正按照漢諾威的藍圖，有一天出現在萊茵河畔。